成梁、吴襄、郑芝龙、左良玉、江北四镇等。这批人以万历末年为分界，界限之后的一批逐渐军阀化，大明朝廷逐渐管不了他们，更别指望他们会交税或协助收税，他们能向朝廷少要点军费就得烧高香了。

    明代中后期，出身旧军事贵族的将领还有很多，比如现阶段朝中的主要武将如麻贵这般，都是至少数代从军(所谓数代也只是崛起时间，实际上可能祖上也是军户，只是地位不高)，不过如果要称得上军事家的，高务实认为到目前为止只有戚继光一人。

    戚继光虽然是旧军事贵族出身，但他的崛起跟那些军事文官没区别——不靠卫所兵打仗，也不是以卫所兵精挑细选的“家丁”为骨干，而是完全“白手起家”，自己招募营兵建设新军。

    实际上，如果不是父亲死得早，导致戚继光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家继承父亲的世袭武官职位，原本他很有可能像同样军户出身的张居正、史可法、马士英那样，走上考科举当文官的道路，最后成为类似熊廷弼、孙承宗、卢象升、孙传庭的军事文官。史载戚继光好文，还有《止止堂集》流传于世，这可能就是原因。

    总之，明代所谓的“重文轻武”，其实未必就是文官天然的歧视武人，而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随着文官集团控制的武力日益强大，成为了明朝事实上的保卫者，所以他们不仅可以藐视日益没落的勋贵集团，而且会设法争取原本只有勋贵集团才有的各种特权，包括“免税”。

    虽然一直到最后，文官集团也没能合法免税，但明朝已经不可能依靠勋贵集团的武力逼迫跟文官集团关系密切的士绅阶层交税了。

    这里有一点很有意思，值得说明一下：高务实也是文官集团的一员，按照“人不能背叛自己所属阶级”的观点来说，他现在的举动是不是很有点问题？毕竟他现在要收的权力本质上是武将集团吃军户的权力，收完之后则要改造武将集团，让他们重新振作、再次训练起一支能打仗的精兵来。

    如此，武将集团手里有了精兵，重新变得能打仗了，那岂不是又反过来拥有了制衡文官集团的力量？这么看起来，高务实这么做岂不是就违背了自己的利益阶层？

    答案是否定的。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高务实现在已经具备了特殊性。

    高务实是文官，但也是勋贵，而且他的南宁侯爵位虽然名义上是“文官封爵”得来，可事实上谁都知道真正的、直接的原因还是击败察哈尔那一仗。只不过由于现在“文官”值钱，所以皇帝才非要给他安一个“文官封爵”的名头。

    再加上高务实多年来数次指挥超大规模作战，导致九边各镇的军头们几乎全在他手底下听过令，而他在皇帝支持下所进行的各项军改，又让各军头不得不拜倒在他门下。由此，他就和绝大多数一线军事豪门建立起了某种上下级联系，形成了某种奇怪的利益共同体。

    高务实现在独特就独特在，他既是文官集团内部权力最大的实学派党魁，又是勋贵集团的利益牵头方，还是武将世家集团认可的首脑。甚至还可以加上一条，他是皇帝首肯的臂膀股肱之臣。

    各方利益，系于一身！

    没有谁能在此刻的朝堂做到超然一切，然后以这种超然一切的状态去进行改革。既然如此，那高务实干脆反其道而行之，把各方利益都连接在自己身上，再以这样的身份去调和各方利益冲突，最终形成某种平衡。

    这必然是困难的，但也是唯一有机会成功的一条路。为什么高务实敢肯定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因为另一条“超然”的路子，原历史上其实有个人试验过了：崇祯圣君。

    虽然旧勋贵集团没落了，而李成梁、郑芝龙那样的新军阀一时间也无心替朝廷得罪士绅阶层，但文官集团从来也不是铁板一块，彼此之间的派系斗争很厉害，其中倒也也不乏有想替明朝解决财政问题的文官。

    比如原历史上的高拱啊、张居正啊，其实都有这样的心思，也在某种程度上暂时缓解了明朝的财政问题。

    叶向高当首辅的时候，又有一批后来被扣上“东林党”帽子的文官试图通过均田均役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可惜一来前相钱龙锡等在野高官奋起反对，二来一部分“阉党”也奋起反对，除了在江浙一小部分地区得到了一点推广之外，彻底宣告破产。

    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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