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良朋承诺，会在一个月里给出交待，解决扰动海上局势的幕后黑手，但没人会因为这个承诺，而不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在这段时间里，上海行的商船为了保障己方的安全，全都采用十艘以上的船只编组，并且在每艘船只上都配备了额外的披甲护卫和船医。

    以外，大周加快了扩编本方水军的速度。光是从宋国境内各大船厂订购的船只，就耗资二十万贯以上，并陆续从北方抽调了精锐士卒四千余人南下，以海州为据点乘舟往来，维系航道安全。

    大周海军在海州集结的时候，大食海寇的凶悍，则给大宋沿海各军州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倒不是说，大宋的官员们在乎这点纤芥之疾。

    莫说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了，便是四百、四千的海寇，无非在大洋之上横行霸道，他们只要不在地方官员的眼皮底下烧杀掳掠，死得要么是海商、要么是流落海上的失地流民，总之和朝廷没有关系。大宋一向都歌舞升平，朝廷不需要知道海寇的存在。

    所以不少海寇首领一边在海上杀人越货，一边在陆上做富贵乡绅，他们的身份根本是半公开的。

    可是，那伙大食海寇的作派实在过分。他们毫无顾忌地在陆上施展辣手，盯着其它海寇们乱杀，以至于多个军州都出现大量沿海私港、城寨被攻掠焚烧的情形，甚至兵锋危及州县城池。

    这种局面下，各军州官员没法隐匿不报，而一旦禀报上去，又并不会有人夸赞他们警惕海防有功，只会给人以治理不力的印象。更不消说，这些指责又很可能把本地的许多官吏都牵扯进去，影响很多人的前途和钱途。

    这一来，沿海十六军州的主官人人暴躁，当这些有实权的官员态度一致，形成的压力远远超过行在那边朝廷中枢的一纸命令。

    代表史相南下查访的宣缯，此前总觉得各地都有无形的罗网，意图遮蔽他和史相爷的耳目；以至于他忙了两个月，却什么有价值的消息都没探听到。

    但随着沿海各军州的主官全都无法容忍，压力和不可言说的冲突在水面下剧烈地传导，终于引发了肉眼可见的激流。原本看不清的，他瞬间就看清了。

    大周隆武三年，大宋嘉定十一年的春天，史天倪再次来到了福州，而且堂而皇之地进了福州城。

    福建路的治所在福州，所以本地***贵胄大都聚集于此。又因为福建市舶司驻在泉州，所以福州本地的海上贸易少受约束，于是格外地繁荣。

    史天倪一行人进城的时候，闽江上的船只非常多，自金山塔以下的水面几乎都被挤满了，从汤井门到船厂门一带，别说江面，与江面平行的官道上也有商旅比肩接踵往来。

    如果再往北，到屏山一带，还能看到从江南东路、西路就近赶来的客商。听说其中有建康府那边几位大帅的代表，专程冲着辽东的人参和珍珠来的，反倒是战马，因为前两年朝廷出巨资买了很多，大帅们并不看重。

    繁荣情形一如既往，不过，城里的流民和乞丐好像比以前多了不少。

    这两年天时不好，水灾、旱灾轮番肆虐，居然还有冰雹成灾的，偏偏地方上的乡绅们从海贸上得了许多好处，热衷于买田买地，连阡跨陌以兼并贫民之产。所以沿海各富庶军州里，跑来逃荒乞讨的百姓数量一直在增长。

    不过，以宋国的富庶，流民们怎都有口饭吃，船厂主和海上纲首们始终都在到处招人。

    史天倪等人从汤井门入城，经海晏门，过虎节门，便看到了福州知州的衙门。

    此地是城里最为繁华之所，街上到处都是贵人的轿子和行商的骡马，街面两旁鳞次栉比，都是官店或豪商开设的店铺。有些普通人经过店铺前头，难免被豪奴斜着眼鄙视。

    不过，就算是最眼高于顶的人物，也不敢靠近史天倪等人。他们的衣袍底下，分明都带着武器，行人隔着老远就能感觉到他们的杀气腾腾，纷纷加快脚步，不敢在他们身旁停留，附近的官店甚至有慌忙上门板的。

    再过片刻，知州衙门里有衙役冲了出来，在喝骂和叫嚣声中挥舞着杆棒，像是要把史天倪等人驱散。但他们奔到近处，立刻感觉到数十人漠然眼光的压力。

    这种眼光几乎不带着警惕或恼怒之类情绪的波动，而只是单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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