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兹特克的永生者

一千四百二十七章 浙江市舶司,浙江右布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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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治七年(1494年),五月。大明,宁波港。

    青砖连接白瓦,层叠的商铺屋舍沿着港口,铺展出三百家琳琅的店铺。三江汇聚在江口,富庶的“明州”就在江海边,延伸出三十里人烟的繁华。而在这盛世繁华的尽头,是一千多年的阿育王寺,安静伫立在宁波的东郊。此刻晨起的钟声,就在幽静的林木中回荡。

    “铛!铛!…”

    施文德跪在佛像前,低头跪拜了片刻,口中默默念了些什么。然后,他站起身来,旁边的仆人为他戴上举人的乌纱帽,另一个仆人则给主持送上沉甸甸的供奉诚意。随后,在主持“诚恳”的念经中,三人就从寺院中离开,径直走向门口栓马的木桩。

    “老爷?要不要用些点心?…”

    “不用。刚礼过佛,借着这股禅意与佛气,正好去面见藩台。藩台的别馆,就在这佛寺附近,是个喜好菩提的。等见面的时候,提上一句今早佛寺的见闻,多少能多一些亲近,也好开口提那件事…”

    “啊!老爷明见!智慧都是妈祖开过光的!…”

    “哈哈!…”

    只是这一句不伦不类的奉承,就暴露了崇明施氏的底色。施文德笑着上了马,保持着不快不慢的速度,悠悠奔行了半个时辰。远处的海港又一次浮现在眼前,而一艘艘停泊的大型“番舶”,就是这座港口,惊人财富的源泉与象征!


    “番舶,番船…夷人的船,倭人的船…可这宁波的海港,又哪里有那么多夷船、倭船!这些番舶的背后,都或多或少的,有着浙江海主们的影子!然而,一纸堪合的聚宝盆,又何其难求啊?…哪怕能纵横海外,从蛮夷倭人那里,收来值钱的货物…想要合法的运回宁波,在这里明着出手…又是何等的艰难?!…”

    眺望着繁华的港口,施文德复杂的心绪,也随着马背一起上下起伏。从明太祖留下祖训开始,大明就在明面上实行海禁。合法的远洋贸易,只能在浙江的“宁波港市舶司”,福建的“泉州-福州港市舶司”,广东的“广州港市舶司”,三处港口进行。并且交易的船只,明面上得是“番舶”,也就是“海外番人的船”,且同时有朝贡堪合贸易的许可才行!

    从明太祖设立市舶司开始,所遵循的政治理念,就是“专管进贡方物、柔待远人、使四方宾服”。其中,宁波主要面向日本,泉州-福州面向琉球,广州面向南洋藩属,必须“分而治之,不使相通”。

    也就是说,市舶司在设计之初,就是个外交部门!它不是经济部门,更不是进出口交易的海关,贸易从来不是它的职责!

    因此,从朝堂的政治逻辑上看,如果藩属都很顺从,“四方宾服”的政治目标完成,就可以关闭所有的市舶司了,或者最大程度的减少海外贸易。而若是藩属叛乱,这个目标根本完不成,那也可以关闭市舶司,就像之前倭国南北朝纷乱一样…这就是过去一百多年来,官府几次禁海又松开,最常见的政治考量。

    然而,一百多年过去了,最初明太祖“朴素”的政治设计,早已不符合帝国商业繁盛的现状!同样,再是顽固的皇明祖训,在财富与利益的长久浸润下,也必然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松动。

    眼下,在中官宦官们的掌管下,三大市舶司的实际职能与工作,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在三大市舶司交易的“番舶”,与明船假装的“番舶”,数量也越来越多,已经远超堪合的许可。就连原本不存在的商税征收,也在中官们的管理下,自然而然的出现。这里又以广东市舶司最为先行,开创出“番舶报水钱”,直接向整个衙门分发!

    因此,这海禁松动的口子有多大,一张堪合能让几艘“番舶”交易,交易几次,抽水几成,是否需要严格遵从“朝贡”频率…都要看中官们灵活的“底线”与“执法标准”。

    当然,最基本的政治原则,是前来贸易的“番舶”,必须挂靠…不,拥有大明发给藩属国的一张有效堪合,才不会被大明水师“强行执法”。要是有大明赐给藩属的“金叶表文”,那可以操作的空间,就更大了!

    这海禁执法的宽松程度,通常与顺天府的距离,与中枢管束的程度成反比。广东市舶司的执法最松,“番舶”贸易的规模最大,也是最顶级的外派肥差。福建市舶司的执法稍松,中官们需要谨慎些。至于浙江市舶司,却是收



一千四百二十七章 浙江市舶司,浙江右布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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